香港政府宣布於10月5日起，將全面禁止蒙面，亦不得配戴任何阻礙辨識身分之物品。這一刻，儘管只是戴上口罩，在香港都等同於犯罪。對於香港地區近日警方權力無限擴張，甚至引用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》授權制定《禁蒙面法》，一再再顯示公權力正一步步的以迫害手段，不僅限縮了人民自由，也導致外資因為因而失去信心，開始大舉撤資。或許這意味著，香港過往的榮景將永不復見。
在上述的一段話中，我們可以在一片動盪局勢的描述裡，看到一個格外刺眼的景象，那就是在香港，「法律」的存在。這不禁讓人疑問：如果擁有法律後社局依然動盪－亦或是法律的存在本身就是動盪的根源（一切的動亂，可以規就於送中條例的制定），那麼這樣的法典還有合理性嗎？
馬克思曾經以「異化」一詞，形容在資本主義底下的人類困境。他對異化的定義是這樣的：
在資本主義下，人類進行的工業革命，創造出許多器械與高效率的生產行為。但此時的勞工，卻也因此淪為了在生產線上重複同一動作的存在－人類反過來被自己創造的力量給支配了，在原初的狀態下，人類的勞動應該伴隨著成果的擁有。但在資本主義下的勞工，儘管科技日漸進步，生產力逐漸提升，勞工卻無法以任何形式占有勞動成果，甚至日漸貧困。
簡單而言，勞動本應該充滿創造力的，人類透過勞動，創造出自身理想的生活，但創造出的器物存在，卻反過來剝奪了這份創造能力，使人類淪於奴役與折磨之中。而異化這個詞彙，便是描繪這樣的生存困境。但此刻，這樣的現象已不僅存於資本社會之中，也存在存在律法，不限於民主、共產體制的整個世界之中。
儘管在國際上，已確立了主權為對內最高性，但不能凌駕於人權之上。當一個政體行違反人權之行為，各國有權對其行使干預手段時，在有明確的授權下，世界卻普遍僅以「譴責」，或是立國內法威嚇的方式消極應對。就如上述所說，當整個世界皆知某政局正以喪失統治性的手段行殺人之實時，卻沒有一個政治實體能夠給予明確且實質的援助。
而在同一時刻，有著明確律法規範政府對人民行使權力的香港，執政者卻能夠選擇性漠視，甚至公然違反立法，行暴力統治。若讓我們解構法律的產生，便會發現，最初理想法律的存在，原本是源自哲學上對於善之追求在社會的實際存在，最終卻淪為任執政者自由解釋的文本。於是，當法律失靈，根據過去立法而層層堆疊的統治階層卻已經形成，經過多年運作，政治世襲的慣性已然產生，普遍的人民在自我交付權力所創造之物底下（法律），失去了決定自我去路的能力。又再一次成為了異化的角色。淪為以下困境：
對內，我們把權力交付給了政府，希望其創造出一個相對安穩的環境。但不僅造就了世襲政治，法律看執政者如何解釋，咎責前迫害已經產生等現現，亦能不時耳聞公權力對人民的反撲，社會資源分配不均，導致社會資源少處族群被逼至末路等問題。就算少有一兩個弱勢群體出身的人選上了代議士，卻也因為僅掌握極為稀少的政治權力，在多數決的規則中對於改善弱勢處境依然毫無助益；
對外，明明有一處的政局正迫害他人性命，但儘管此政府之舉明顯違反國際法律、世俗道德，且對此感到悲憤者甚眾，卻也不見各國，甚至聯合國有任何強制性的手段，對其作出實質懲處。
綜合兩項困境，我們勢必感到困惑－無論是面對近來香港的動亂與各國的消極作為，延伸至資本主義下的困境，或是民粹主義的興起，與公權力濫權的頻傳，都顯示出當代人類的最大困境－在政治異化之下的人類，究竟該何去何從？
延伸閱讀：
聽到政府又要發5000元消費券，消息傳出，債留子孫的聲音也再次出現。
不過從以前到現在一直聽到債留子孫，但你真的看過債主是誰嗎？或是有還過債的感覺嗎？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沒有吧？
在這裡，你會不會忽然有一個大膽的想法：政府是不是不需要擔心沒錢，因為它們可以一直印鈔票的！？yes, you are right！
美國民主黨首席經濟學家Stephanie Kelton在其著作《赤字迷思》（The Deficit Myth: Modern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Birth of the People's Economy）中介紹了現代貨幣理論（Modern Monetary Theory）的基礎：
承上篇所述，筆者認為平臺與外送員之間，必須是雇傭關係，且具有急迫性，但這便意味著僅需將兩者定義為雇傭關係，「外送平台之亂」此一問題便能得到解決了嗎？其實不然。這僅只是將外送平台這項新興產業，納入管制的第一步而已。接下來，我們必須有所認知，對於雇傭關係的認知不過是一個開頭，在這之後，還有許多問題是我們必須去面對的。那麼，在認定雇傭關係之後，還有什麼問題，或可能衍生出什麼樣的情況呢？
接續前兩部曲的論述。本篇文章，我們將會為外送平台與外送員間的曖昧關係定義結論。